以下是我報告期中考第四題的ppt，因為家裡電腦怪怪的，ppt檔打不開，我先把它貼成word檔給大家參考囉!
Overview
• 蘇州的絲織，商會以及商幫
合為一分工系統
-> 農村手工業
絲織業 -> 城鎮加工 -> 運銷
行會組織 商幫
Overview
• 手工業(包括絲織)為中國江南地區三大產業之一(鹽，鐵，手工業)
• 商會可解釋為生產者的獨佔組織
• 商幫為同業商人結集從業的團體
• 亞當斯密- Wealth of Nations(1776)
• 由亞當斯密論城市興起論蘇洲絲織
手工業-絲織
• 分工－
1.農村手工業-收布、收絲(原料)
2.城市勞工-踹、染加工
行會
• 定義－
透過行會對成員間之生產施加限制以維護商品交換價值
中國唐朝以及歐洲１３世紀即出現，英國到１８世紀稱公會
• 成員－
即染坊坊主，生產者即商人。
在英國，商人擁有染坊，坊主在商人底下工作。
• 限制－
凡舉價格，產品品質的要求，生產工具規格，生產規模（包括設店開舖以及招收學徒的人數）以及工資均設限。
商幫
• 緣起－
唐代開始，中國貨運以“網“的形式存在
宋萬歷後期在淮南頒”網運法“ ，以地域區分網運路線
清前期，商網於各行獲得推廣
這些商網被稱為”商幫”，商幫之名正式產生
• 清朝至現今，商幫被稱為出自同一地域的商人群體
• 當時最出名－晉，徽幫
亞當斯密論城鎮興起
• 農村 製造 貿易
• 農村與城鎮的發展相輔相成
• 農村發展造就城鎮發展，城鎮與農村發展造就貿易
• 剩餘產能透過貿易交換，城鎮規模再擴大
• 透過貿易，上述順序也可能反轉
議題
• 斯密式成長(分工與專業化)在中國
• 中西家庭觀對城鎮興起的影響
－西方只有一子可繼承土地
－中國的大家庭觀念
• 基本上亞當斯密認為當時的中國是繁榮的，同時他認為貿易是中國繁榮的原因之一，商幫在貿易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Reference
• 王國斌 “轉變的中國”
• 維基百科搜尋 Wealth of Nations
• The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 Wealth of Nations
• 國學網 金志霖 “試比較中英行會的本質特徵”
• 國學網 朱英 “中國傳統行會在近代的發展演變”
• 國學網 范金民 “商幫深源述流”
2008年1月28日 星期一
如果亞當斯密來中國?(時清)
蘇州是在明清時期的經濟重鎮，從對蘇州的觀察可以看到中國當時的經濟動態，１７７６年正是亞當斯密出版其鉅著“國富論”的時期，本著他對歐洲經濟活動的認識來到中國蘇州考察，我認為此三個中國的經濟活動現況皆有可能引起他的興趣，因為從這三個活動處處可見到歐洲的影子，乾隆年間直至乾降晚年前正值清朝最強盛的時期，而清朝經濟發展的背後經濟活動卻是走著與歐洲相似的道路，雖然在一個世紀後的境遇不同，我相信在１７７６這一年，亞當斯密一定會為在不儘相同體制的兩個大陸的經濟竟走者相同的道路而感到驚訝。以下擬分別比較本題三個經濟活動在中歐的情況並推論哪些地方會引起亞當斯密的興趣。
一．經濟活動一：蘇州的手工業
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經濟發展的動力是勞動分工與專業化所帶來中國在１６到１９世紀，許多地區都存在著亞當斯密的斯密型動力，即分工即專業化造成的經濟成長，最顯著的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江南地區絲綿業這兩項手工業的發展。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造就了中國最富足的區域經濟。同時這樣的發展在華南地區以外的地區也有長足的擴展。商業化使來自遠方的生產者與消費者連結起來，商人透過貿易沿長江進行交換，而農產品與農村手工業提供了商人貨源同時農產品也養活了當地從事手工業的人員。市場的擴大促使農作方式的改良以期更高的生產率。富足的生活造成了人口增加，迫使許多人移入他區進行開發再以相同的模式發展當地經濟。而商人組織的創造（商幫，行會）擴大了交換的領域，最後不僅連結了主要城市，也連結了市鎮與周遭農村使其結為一體。
１６～１８世紀的中國各地經歷了與歐洲一樣的經濟發展，紡織是中國主要的農村手工業，且一直到１８世紀，經濟作物種植與手工業已普及全國，富商則掌控了長程貿易的大部分，而促成這些發展的條件也類似歐洲：良好的市場機會，土地可分割繼承，有季節性的非農業工作可做。使得歐亞大陸兩端發生了類似的經濟變化；商人長途販運小家庭生產的產品。兩者的差別在於，中國並不像歐洲有對結婚生育的限制，即擁有一分職位後始可結婚成家，且中國的家庭的儒家理想大家庭模式，結婚後並不需要分家，這除了讓結婚與生育增加，也讓年輕人可提早投入生產。歐亞兩地的類似經濟發展經驗也都造成了相同的結果，早婚與高結婚率，促使了人口增加。
二．經濟活動二：行會組織
行會這樣的組織早在中國唐朝時以及歐洲１３世紀時就存在了，西歐到１８世紀逐漸演變成公會，而中國則在清末西方資本主義入侵後瓦解。歐亞兩大陸的行會性質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就是同業的商人為避免競爭，能長期有長期獨佔利益而透過行會這樣的商人組織對行會成員間施加種種限制包括：價格限制，產品品質的要求，生產工具規格的限制，生產規模的限制（包括設店開舖以及招收學徒的人數）以及工資的制定來鞏固商品的交換價值。人們若要從事某行業，必先成為行會會員，並嚴格禁止跨行合作（例生產刀具的不能跨做鐵容器，生產鐵容器的亦不能跨做刀具）。歐洲的行會發展是建立在政府附與的市民權之下，政府附與商人特權進行管理；而中國則是建立在生產單位之下的。
像行會這樣的組織並沒有違背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思想，只是勞動市場被財閥所掌控進而控制了市場價格。而行會的這組織在歐洲到了亞當斯密的時代演變成了公會，農村工業化弱化了原本行會的控制（因為行會無法像在城市一樣再收納農村分散式的個體生產單位了），這裡有一個關鍵，歐洲的行會是建立在歐洲國家附與的市民權上，只要全體市民同意，就會有關鍵性的變革。亞當斯密可能會感到困擾，為什麼這樣的轉變不會發生在中國。我認為，在中國，行會這樣的組織也許是官府所樂見的，而行會的成員也與地方政府關係密切，或許在清朝的高壓集權政治下，農村工業化很難擊破行會組織。
另外中國的行會是以生產單位（作坊，工廠等）為中心發展的，行會的成員同時是生產者也是商人，所以行會的成員是參與市場最積極的人，可憐的就是下面的雇工了，而在歐洲，坊長只是商人的經濟附傭，所以中國的行會成員比較像是互相制約以達成同共的利益。
三．經濟活動三：商幫
從唐代開始，中國的貨運就存在“網“的形式，而宋元明時代，無論官方或私人的海外貿易都是以網的組織進行。宋萬歷後期在淮南頒”網運法“，各地的鹽運業以此法營運，根據網運法，每網都有一定的運鹽地域與運量，除了解決鹽運路線擁塞的問題，也便於官府招商承運，加強管理，確保鹽課的徵收，因此得到推廣。到清前期，這些商網被稱為”商幫”，商幫之名正式產生。商幫是由商網演變而來，網商都是擁有雄厚資本的網運商人，是官方根據地域以及運送路線而劃分各“商網”，這些商人大多是來自徽州與山陝的商人，集中了地緣與血緣的力量搶得先機，據有各網的網商的特性是皆來自同一地區的同姓同族。到後來，不只鹽運業稱幫，其他行業也開始”分網置業”，演變清朝後期（同治年間）商幫已是由某地的商人群體為一幫的概念了。亞當斯密認為貿易所帶來的商品交換利益有助於生產的專業化並促進經濟發展，商網或商幫的組織又將各行業的勢力集中了，讓長江沿岸與海外的貿易更有系統，像這樣的系統看在亞當斯密的眼裡，我認為應是有助於貿易的發展，來自於同地區的商人依附於幫帶著各地高品質的商品進行交換，共享商品交換的利益。亞當斯密應當會想了解，到底這些幫的形成會對貿易有什麼正反面的衝擊。
一．經濟活動一：蘇州的手工業
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經濟發展的動力是勞動分工與專業化所帶來中國在１６到１９世紀，許多地區都存在著亞當斯密的斯密型動力，即分工即專業化造成的經濟成長，最顯著的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江南地區絲綿業這兩項手工業的發展。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造就了中國最富足的區域經濟。同時這樣的發展在華南地區以外的地區也有長足的擴展。商業化使來自遠方的生產者與消費者連結起來，商人透過貿易沿長江進行交換，而農產品與農村手工業提供了商人貨源同時農產品也養活了當地從事手工業的人員。市場的擴大促使農作方式的改良以期更高的生產率。富足的生活造成了人口增加，迫使許多人移入他區進行開發再以相同的模式發展當地經濟。而商人組織的創造（商幫，行會）擴大了交換的領域，最後不僅連結了主要城市，也連結了市鎮與周遭農村使其結為一體。
１６～１８世紀的中國各地經歷了與歐洲一樣的經濟發展，紡織是中國主要的農村手工業，且一直到１８世紀，經濟作物種植與手工業已普及全國，富商則掌控了長程貿易的大部分，而促成這些發展的條件也類似歐洲：良好的市場機會，土地可分割繼承，有季節性的非農業工作可做。使得歐亞大陸兩端發生了類似的經濟變化；商人長途販運小家庭生產的產品。兩者的差別在於，中國並不像歐洲有對結婚生育的限制，即擁有一分職位後始可結婚成家，且中國的家庭的儒家理想大家庭模式，結婚後並不需要分家，這除了讓結婚與生育增加，也讓年輕人可提早投入生產。歐亞兩地的類似經濟發展經驗也都造成了相同的結果，早婚與高結婚率，促使了人口增加。
二．經濟活動二：行會組織
行會這樣的組織早在中國唐朝時以及歐洲１３世紀時就存在了，西歐到１８世紀逐漸演變成公會，而中國則在清末西方資本主義入侵後瓦解。歐亞兩大陸的行會性質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就是同業的商人為避免競爭，能長期有長期獨佔利益而透過行會這樣的商人組織對行會成員間施加種種限制包括：價格限制，產品品質的要求，生產工具規格的限制，生產規模的限制（包括設店開舖以及招收學徒的人數）以及工資的制定來鞏固商品的交換價值。人們若要從事某行業，必先成為行會會員，並嚴格禁止跨行合作（例生產刀具的不能跨做鐵容器，生產鐵容器的亦不能跨做刀具）。歐洲的行會發展是建立在政府附與的市民權之下，政府附與商人特權進行管理；而中國則是建立在生產單位之下的。
像行會這樣的組織並沒有違背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思想，只是勞動市場被財閥所掌控進而控制了市場價格。而行會的這組織在歐洲到了亞當斯密的時代演變成了公會，農村工業化弱化了原本行會的控制（因為行會無法像在城市一樣再收納農村分散式的個體生產單位了），這裡有一個關鍵，歐洲的行會是建立在歐洲國家附與的市民權上，只要全體市民同意，就會有關鍵性的變革。亞當斯密可能會感到困擾，為什麼這樣的轉變不會發生在中國。我認為，在中國，行會這樣的組織也許是官府所樂見的，而行會的成員也與地方政府關係密切，或許在清朝的高壓集權政治下，農村工業化很難擊破行會組織。
另外中國的行會是以生產單位（作坊，工廠等）為中心發展的，行會的成員同時是生產者也是商人，所以行會的成員是參與市場最積極的人，可憐的就是下面的雇工了，而在歐洲，坊長只是商人的經濟附傭，所以中國的行會成員比較像是互相制約以達成同共的利益。
三．經濟活動三：商幫
從唐代開始，中國的貨運就存在“網“的形式，而宋元明時代，無論官方或私人的海外貿易都是以網的組織進行。宋萬歷後期在淮南頒”網運法“，各地的鹽運業以此法營運，根據網運法，每網都有一定的運鹽地域與運量，除了解決鹽運路線擁塞的問題，也便於官府招商承運，加強管理，確保鹽課的徵收，因此得到推廣。到清前期，這些商網被稱為”商幫”，商幫之名正式產生。商幫是由商網演變而來，網商都是擁有雄厚資本的網運商人，是官方根據地域以及運送路線而劃分各“商網”，這些商人大多是來自徽州與山陝的商人，集中了地緣與血緣的力量搶得先機，據有各網的網商的特性是皆來自同一地區的同姓同族。到後來，不只鹽運業稱幫，其他行業也開始”分網置業”，演變清朝後期（同治年間）商幫已是由某地的商人群體為一幫的概念了。亞當斯密認為貿易所帶來的商品交換利益有助於生產的專業化並促進經濟發展，商網或商幫的組織又將各行業的勢力集中了，讓長江沿岸與海外的貿易更有系統，像這樣的系統看在亞當斯密的眼裡，我認為應是有助於貿易的發展，來自於同地區的商人依附於幫帶著各地高品質的商品進行交換，共享商品交換的利益。亞當斯密應當會想了解，到底這些幫的形成會對貿易有什麼正反面的衝擊。
由歷史探討台灣在海洋經貿的地位(時清)
欲探討台灣在海洋經貿的發展地位，我們應從大航海時代的荷佔據台灣時期開始討論；因為在此時期之前的歷史並沒有完整的史料且內陸的政權也沒有開發台灣的動機，雖然據推估最早可能在三國時期就有漢人進入台灣，在元朝時有漢人來到台灣地區從事漁獵或以自家的農產品與農業技術不佳的當地平埔族交換鹿肉，鹿皮等山產，到明朝中葉，因福建地區的土地貧瘠早以開發殆盡，始有更多的漢人移入台灣屯墾謀生，包括從事鹿肉，皮，黃金，硫礦的貿易，早在荷蘭進入台灣之前，就有海盜兼海商李旦與日本貿易，將鹿皮輸往日本，不過在當時明朝施行海禁，出海者即為寇，台灣就是海盜的巢穴，台灣對明帝國來說並不是個好地方。
十六世紀時，當時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台灣優良的地理優勢帶領它進入了世界的歷史。西方世界國家紛紛前往遠東地區尋求貿易機會，其中勢力最強的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而荷蘭在與西班牙的打完獨立戰爭而從西人手中獨立後開始積極遠航進行貿易，他們來到中國沿海的時候，此時中國處於明清交鼎的亂世，且明政府對外施行朝貢貿易制度，非朝貢國不能進入中國貿易。荷人此時則效彷前人進入中國貿易的作法，在沿海地區尋找根據地，一方面就近與中國政府持續交涉；一方面以根據地為轉口港設立商館，從中國輸入貨品進來，再轉口輸往貿易國，如西班牙在馬尼拉，葡萄牙從中國租得澳門。而荷蘭在幾經輾轉後，透過當時既為海盜又為海商的華人李旦的協調，來到台灣的大員（安平）設立商館為根據地。從此，台灣的歷史進入了新的階段。
荷人進入台灣後，從武裝商船下來的都是商務人士，水手與傭兵，荷人需要解決生活必需，但無奈當地原住民農業技術不佳，無法成為發展農業的農工，此時從福建移入台灣的農民就成了高級的勞工，荷人便開始歡迎並獎勵中國農民移居台灣，給台灣人民農耕開墾工作，雇用各類技工，保護這些移民免受原住民攻擊，並陸續進行了各式建設使這些農民可以安居，也確保荷人在台的生活安全。
重要經貿：生絲，鹿皮，砂糖，香料，瓷器，茶葉，黃金，硫礦，農產
明末清朝勢力推進至江南，幼時隨父親鄭芝龍招撫明朝的鄭成功誓死抗清，1646年鄭芝龍降清而鄭成功退無可退，即尋找海外基地，為保持其軍力並持續經營父親所留下的海上貿易，鄭決定東征驅逐荷蘭人佔據台灣，建立起新政府。鄭來台後中國式政權以及沿海地區的動亂使更多的福建人民冒險來到台灣，無論明鄭經營台灣的目的是否為反清，維持移民的安定才能累績財富以富國，鄭持續進行台灣地區的屯墾，並且兵農合一，任其圈地經營之。台灣的轉口貿易仍是明鄭的經濟命脈。直至1683年鄭克塽降清，清朝正式納台灣入中國版圖，台灣的海外貿易依然活潑了好一段時期。
後來清帝國於1717年施行海禁以安定沿海地區，並禁絕了外洋通商（是指本國船至海外國家通商），然後又在乾隆時全面鎖國，使台灣海洋經貿角色在清的統治下有所改變。交易對象從洋商變成了以向內陸貿易為主的郊商，台灣輸出農產品，並從與岸換得日用品與北方的建材與中國福建形了區域性的經濟分工。
直到英法聯軍後的北京，天津條約使台灣開港後，台灣才而以樟腦，茶葉重回世界市場，不過此時的台灣商港已不能容納現代的大型船，西洋商人需先經過香港或廈門再轉運至台灣，這樣的角色與17世紀時台灣轉口港的角色完全相反了過來。到了日據時代，日本統治台灣計畫讓成為台灣日本的農產供應地，而日本地區則大興工業，主要輸出為砂糖與蓬萊米，「農業的台灣，工業的日本」經營模式正式展開，同時排除了外洋商人的勢力專營日台航線，將台灣貿易導向日本去，台灣在日本帝國規模的產業分工結構中，進入日本帝國經濟圈裡。到了1930年日本帝國欲再往南進，台灣的地理優勢與多年受日方培植的成果又使它成為這項經濟政策重要角色，台灣成了日本南進的前哨站，並進一步改變了分工上的角色，日本開始在台灣發展重工業，計畫由東南亞引礦產至台灣加工成半成品，再輸回日本完成製造。由於日本長期在台灣投資殖民教育，已使台灣的勞力具有相當的水準，所以同時日本在台雇用台灣勞工進行生產加工。這些日治時期因日本經濟政策在台灣所進行的開發，也為日後台灣光復的力圖經濟起飛立下了紮實的基礎。從歷史的路徑看來，台灣在歷經各種民族統治的過程中，台灣在東亞地區的優越地理位置與其豐饒的土地始終是引起各國覬覦的原因，就算清朝在鎖國政策之下禁止遠航貿易，台灣仍舊扮演支援中國沿海糧食困境以及與南洋諸國互市的角色，台灣位居東亞地區中心，北近日本，與中國只有台灣海峽之隔，南又可與南洋諸國互通有無，從大航海時代的轉口港，清朝以及日治時期的產業分工，在在顯示了台灣在海運上的優勢，如要為台灣由古至今在海洋經貿發展的地位下結論的話，把亞洲的運輸網形容成一蛛網，而台灣就是這蛛網的中心點；自然而然地，他們對台灣的屯墾開發甚乃至對當地居民的教化，就隨著不同的統治者而走上不同的命運；同樣的走過日治時期，日本選擇台灣為對世界宣揚新殖民主義的模範，也讓台灣總督府至今仍以總統府之名而毅立不搖。
十六世紀時，當時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台灣優良的地理優勢帶領它進入了世界的歷史。西方世界國家紛紛前往遠東地區尋求貿易機會，其中勢力最強的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而荷蘭在與西班牙的打完獨立戰爭而從西人手中獨立後開始積極遠航進行貿易，他們來到中國沿海的時候，此時中國處於明清交鼎的亂世，且明政府對外施行朝貢貿易制度，非朝貢國不能進入中國貿易。荷人此時則效彷前人進入中國貿易的作法，在沿海地區尋找根據地，一方面就近與中國政府持續交涉；一方面以根據地為轉口港設立商館，從中國輸入貨品進來，再轉口輸往貿易國，如西班牙在馬尼拉，葡萄牙從中國租得澳門。而荷蘭在幾經輾轉後，透過當時既為海盜又為海商的華人李旦的協調，來到台灣的大員（安平）設立商館為根據地。從此，台灣的歷史進入了新的階段。
荷人進入台灣後，從武裝商船下來的都是商務人士，水手與傭兵，荷人需要解決生活必需，但無奈當地原住民農業技術不佳，無法成為發展農業的農工，此時從福建移入台灣的農民就成了高級的勞工，荷人便開始歡迎並獎勵中國農民移居台灣，給台灣人民農耕開墾工作，雇用各類技工，保護這些移民免受原住民攻擊，並陸續進行了各式建設使這些農民可以安居，也確保荷人在台的生活安全。
重要經貿：生絲，鹿皮，砂糖，香料，瓷器，茶葉，黃金，硫礦，農產
明末清朝勢力推進至江南，幼時隨父親鄭芝龍招撫明朝的鄭成功誓死抗清，1646年鄭芝龍降清而鄭成功退無可退，即尋找海外基地，為保持其軍力並持續經營父親所留下的海上貿易，鄭決定東征驅逐荷蘭人佔據台灣，建立起新政府。鄭來台後中國式政權以及沿海地區的動亂使更多的福建人民冒險來到台灣，無論明鄭經營台灣的目的是否為反清，維持移民的安定才能累績財富以富國，鄭持續進行台灣地區的屯墾，並且兵農合一，任其圈地經營之。台灣的轉口貿易仍是明鄭的經濟命脈。直至1683年鄭克塽降清，清朝正式納台灣入中國版圖，台灣的海外貿易依然活潑了好一段時期。
後來清帝國於1717年施行海禁以安定沿海地區，並禁絕了外洋通商（是指本國船至海外國家通商），然後又在乾隆時全面鎖國，使台灣海洋經貿角色在清的統治下有所改變。交易對象從洋商變成了以向內陸貿易為主的郊商，台灣輸出農產品，並從與岸換得日用品與北方的建材與中國福建形了區域性的經濟分工。
直到英法聯軍後的北京，天津條約使台灣開港後，台灣才而以樟腦，茶葉重回世界市場，不過此時的台灣商港已不能容納現代的大型船，西洋商人需先經過香港或廈門再轉運至台灣，這樣的角色與17世紀時台灣轉口港的角色完全相反了過來。到了日據時代，日本統治台灣計畫讓成為台灣日本的農產供應地，而日本地區則大興工業，主要輸出為砂糖與蓬萊米，「農業的台灣，工業的日本」經營模式正式展開，同時排除了外洋商人的勢力專營日台航線，將台灣貿易導向日本去，台灣在日本帝國規模的產業分工結構中，進入日本帝國經濟圈裡。到了1930年日本帝國欲再往南進，台灣的地理優勢與多年受日方培植的成果又使它成為這項經濟政策重要角色，台灣成了日本南進的前哨站，並進一步改變了分工上的角色，日本開始在台灣發展重工業，計畫由東南亞引礦產至台灣加工成半成品，再輸回日本完成製造。由於日本長期在台灣投資殖民教育，已使台灣的勞力具有相當的水準，所以同時日本在台雇用台灣勞工進行生產加工。這些日治時期因日本經濟政策在台灣所進行的開發，也為日後台灣光復的力圖經濟起飛立下了紮實的基礎。從歷史的路徑看來，台灣在歷經各種民族統治的過程中，台灣在東亞地區的優越地理位置與其豐饒的土地始終是引起各國覬覦的原因，就算清朝在鎖國政策之下禁止遠航貿易，台灣仍舊扮演支援中國沿海糧食困境以及與南洋諸國互市的角色，台灣位居東亞地區中心，北近日本，與中國只有台灣海峽之隔，南又可與南洋諸國互通有無，從大航海時代的轉口港，清朝以及日治時期的產業分工，在在顯示了台灣在海運上的優勢，如要為台灣由古至今在海洋經貿發展的地位下結論的話，把亞洲的運輸網形容成一蛛網，而台灣就是這蛛網的中心點；自然而然地，他們對台灣的屯墾開發甚乃至對當地居民的教化，就隨著不同的統治者而走上不同的命運；同樣的走過日治時期，日本選擇台灣為對世界宣揚新殖民主義的模範，也讓台灣總督府至今仍以總統府之名而毅立不搖。
2008年1月27日 星期日
論米糖相剋
經濟四乙
93207412
張智鈞
論米糖相剋
§ 米糖相剋成因
米糖相剋的原因在於在日據時代的台灣商品與原料都已經高度的商品化，而且日本的殖民政策是以台灣的蔗糖業為主，然而由於台灣的原料市場完全競爭，所以貨源並不穩定，於是日本殖民政府便劃分採集區，再每個區域只有一個糖廠買家，與眾多的農民賣家，形成了獨買市場，是日本政府將大量資本投入於糖廠並且對農業加以限制的結果，然而由於台灣的環境甘蔗與米作的轉做容易，於是在獨買市場甘蔗價格被壓低之下，許多的蔗農便轉做了利潤較高的米作，多以獲利高的蓬萊米為主，於是甘蔗市場的供給銳減，糖廠的收購價亦不得不提高了，於是原料的來源還是不穩定，米糖相剋的問題難以解決。
§ 以下將以各個學者的觀點來看米糖相剋
史內原忠雄 川也重任 稻田昌植 根岸勉治 柯志明
§ 史內原忠雄
史內原忠雄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他認為日本政府的殖民有利於改善台灣的各個市場與經濟，首先他提出以新的資本生產方式取代舊的台灣土著生產方式，將有助於台灣糖廠與米作的專業化生產，新資本的生產方式的來臨下，台灣土著的生產方式將會逐漸的消失不見，而且在此情形下勞資的對立與民族的對立問題將會日 趨嚴重。對此柯志明批評
§ 川也重任
川也重任是以經濟的角度來看待米糖相剋，首先他認為在這樣的殖民環境之下，日本政府過度的重視台灣的糖業發產，將大量的資本都投入在糖業，造成米作部門與糖業部門的生產力不均衡成長，將發生許多的摩擦，而米糖相剋就是一例，川也重任也是調和說的學者，米糖之間的相對價格一但決定，米糖之間就不會有相剋的問題，而他也相信市場機能的力量，在價格機能的運作之下，市場必趨向均衡，價格一趨向一致。對此柯志明批評在獨買市場下的價格不不會是均衡價格，而且認為川也重
§ 稻田昌植
稻田昌植認為米糖相剋的主因來自於爭地，另外也來自於相對價格的難以決定，而他認為只要相對價格決定了，米糖相剋的問題即告解決的想法的先驅者，試題出調和說原創者。
在爭地的問題上，米糖相剋的主因是因為維生作物與商品作物的爭地造成，他認為由於當時南部的甘蔗園已經飽和，必須北上與維生作物的米作爭地，而農民不不會放棄生存的稻米，才會造成米糖相剋。對此柯志明批評之，在當時米作已經高度商品化的時代，農民不需要因為此作物而發生米糖相剋的現象，此外在當然的資料顯示北部的甘蔗園數量增加，然而蓬萊米田並沒有因此而減少，大部分的蔗田增加都是開拓新的荒地，在來米田有部分減少。
§ 根岸勉治
根岸勉治亦是調和說的一員，他使用了當時非常先進的統計方法，相關係數，資料上顯示當時東京糖價與彰化蔗糖收購價的相關係數只有0.55；而東京糖價與台中在來米價的相關係數卻高達0.91。對此隱含了當米作價格上漲，農民將轉做米作，糖廠必須以更高的價格收購，造成成本的增加。不過對此柯志明亦批評之，因為當時南部區的資料不沒有這麼高的相關係數，甚至還有負相關的現象。
§ 史內原忠雄的敵對說
史內原忠雄認為米糖相剋的原因來自於當時日本母國發生了糧食不足的現象，必須從台灣進口稻米，在這樣的情況下，導致台灣稻米的價格飆漲，於是在有利可圖下，農民於是大量轉做生產稻米造成米糖相剋，而日本殖民政府為了要保固糖業也一度壓抑米價。而史內原忠雄的敵對說與調和說不同的是敵對說的分析在於收入的相關係，他發現在來米田收入與蔗田的收入高達0.72 而蔗田收入與糖價的相關性只有0.048 ，這資料顯示了蔗糖價格與蔗糖收入的關係不大，蔗糖收入決定於在來米田的收入，換句話說，應該是蔗田的收入取決於在米作部門的價格與數量（單位生產力）上！综合以上的分析可知，糖廠的收入是建立在米作部門落後的生產力上面。以下將以邊陲資本主義分析之
§ 邊陲資本主義
在當時蓬萊米大量出口的時代下，台灣大量的農民種植蓬萊米，蓬萊米的價格上漲，而在來米在高度替代的情況下價格也上漲，於是米作部門得以均衡發展，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糖類部門的生產資源就被搶奪走，於是政府在保護糖業的立場下，就壓低米價，先進部門的發展已落後生產部門為犧牲，這就是邊陲資本主義。
§ 米糖相剋真的存在嗎？
首先在米作的出口方面，在當時亦有許多國家生產稻米，因此稻米的國際價格應該是一致均衡，台灣的出口到米價是否真的能夠上漲的如此迅速是一個問號，那麼還有米糖相剋存在嗎？
此外由許多的統計資料顯示在台南很多的資料不足以支持米糖相剋。
再者殖民地應該以社會的安定為重點，如果真有米糖相剋的現象，殖民政府應該會積極的快速的解決才對，所以真的會如此長期的存在嗎?
所以米糖相剋的存在與否須留給學者們在做探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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