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探討台灣在海洋經貿的發展地位，我們應從大航海時代的荷佔據台灣時期開始討論；因為在此時期之前的歷史並沒有完整的史料且內陸的政權也沒有開發台灣的動機，雖然據推估最早可能在三國時期就有漢人進入台灣，在元朝時有漢人來到台灣地區從事漁獵或以自家的農產品與農業技術不佳的當地平埔族交換鹿肉，鹿皮等山產，到明朝中葉，因福建地區的土地貧瘠早以開發殆盡，始有更多的漢人移入台灣屯墾謀生，包括從事鹿肉，皮，黃金，硫礦的貿易，早在荷蘭進入台灣之前，就有海盜兼海商李旦與日本貿易，將鹿皮輸往日本，不過在當時明朝施行海禁，出海者即為寇，台灣就是海盜的巢穴，台灣對明帝國來說並不是個好地方。
十六世紀時，當時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台灣優良的地理優勢帶領它進入了世界的歷史。西方世界國家紛紛前往遠東地區尋求貿易機會，其中勢力最強的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而荷蘭在與西班牙的打完獨立戰爭而從西人手中獨立後開始積極遠航進行貿易，他們來到中國沿海的時候，此時中國處於明清交鼎的亂世，且明政府對外施行朝貢貿易制度，非朝貢國不能進入中國貿易。荷人此時則效彷前人進入中國貿易的作法，在沿海地區尋找根據地，一方面就近與中國政府持續交涉；一方面以根據地為轉口港設立商館，從中國輸入貨品進來，再轉口輸往貿易國，如西班牙在馬尼拉，葡萄牙從中國租得澳門。而荷蘭在幾經輾轉後，透過當時既為海盜又為海商的華人李旦的協調，來到台灣的大員（安平）設立商館為根據地。從此，台灣的歷史進入了新的階段。
荷人進入台灣後，從武裝商船下來的都是商務人士，水手與傭兵，荷人需要解決生活必需，但無奈當地原住民農業技術不佳，無法成為發展農業的農工，此時從福建移入台灣的農民就成了高級的勞工，荷人便開始歡迎並獎勵中國農民移居台灣，給台灣人民農耕開墾工作，雇用各類技工，保護這些移民免受原住民攻擊，並陸續進行了各式建設使這些農民可以安居，也確保荷人在台的生活安全。
重要經貿：生絲，鹿皮，砂糖，香料，瓷器，茶葉，黃金，硫礦，農產
明末清朝勢力推進至江南，幼時隨父親鄭芝龍招撫明朝的鄭成功誓死抗清，1646年鄭芝龍降清而鄭成功退無可退，即尋找海外基地，為保持其軍力並持續經營父親所留下的海上貿易，鄭決定東征驅逐荷蘭人佔據台灣，建立起新政府。鄭來台後中國式政權以及沿海地區的動亂使更多的福建人民冒險來到台灣，無論明鄭經營台灣的目的是否為反清，維持移民的安定才能累績財富以富國，鄭持續進行台灣地區的屯墾，並且兵農合一，任其圈地經營之。台灣的轉口貿易仍是明鄭的經濟命脈。直至1683年鄭克塽降清，清朝正式納台灣入中國版圖，台灣的海外貿易依然活潑了好一段時期。
後來清帝國於1717年施行海禁以安定沿海地區，並禁絕了外洋通商（是指本國船至海外國家通商），然後又在乾隆時全面鎖國，使台灣海洋經貿角色在清的統治下有所改變。交易對象從洋商變成了以向內陸貿易為主的郊商，台灣輸出農產品，並從與岸換得日用品與北方的建材與中國福建形了區域性的經濟分工。
直到英法聯軍後的北京，天津條約使台灣開港後，台灣才而以樟腦，茶葉重回世界市場，不過此時的台灣商港已不能容納現代的大型船，西洋商人需先經過香港或廈門再轉運至台灣，這樣的角色與17世紀時台灣轉口港的角色完全相反了過來。到了日據時代，日本統治台灣計畫讓成為台灣日本的農產供應地，而日本地區則大興工業，主要輸出為砂糖與蓬萊米，「農業的台灣，工業的日本」經營模式正式展開，同時排除了外洋商人的勢力專營日台航線，將台灣貿易導向日本去，台灣在日本帝國規模的產業分工結構中，進入日本帝國經濟圈裡。到了1930年日本帝國欲再往南進，台灣的地理優勢與多年受日方培植的成果又使它成為這項經濟政策重要角色，台灣成了日本南進的前哨站，並進一步改變了分工上的角色，日本開始在台灣發展重工業，計畫由東南亞引礦產至台灣加工成半成品，再輸回日本完成製造。由於日本長期在台灣投資殖民教育，已使台灣的勞力具有相當的水準，所以同時日本在台雇用台灣勞工進行生產加工。這些日治時期因日本經濟政策在台灣所進行的開發，也為日後台灣光復的力圖經濟起飛立下了紮實的基礎。從歷史的路徑看來，台灣在歷經各種民族統治的過程中，台灣在東亞地區的優越地理位置與其豐饒的土地始終是引起各國覬覦的原因，就算清朝在鎖國政策之下禁止遠航貿易，台灣仍舊扮演支援中國沿海糧食困境以及與南洋諸國互市的角色，台灣位居東亞地區中心，北近日本，與中國只有台灣海峽之隔，南又可與南洋諸國互通有無，從大航海時代的轉口港，清朝以及日治時期的產業分工，在在顯示了台灣在海運上的優勢，如要為台灣由古至今在海洋經貿發展的地位下結論的話，把亞洲的運輸網形容成一蛛網，而台灣就是這蛛網的中心點；自然而然地，他們對台灣的屯墾開發甚乃至對當地居民的教化，就隨著不同的統治者而走上不同的命運；同樣的走過日治時期，日本選擇台灣為對世界宣揚新殖民主義的模範，也讓台灣總督府至今仍以總統府之名而毅立不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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